原标题：慈善大家谈 | 第五期：后疫情时代，青少年心理健康干预该怎么做？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给所有人心中带来一场“地震” ，这场“地震”的“震中”在武汉。此次病毒带来健康威胁的同时，也伴随心理层面的“感染”，武汉的青少年如何应对疫情？不仅是武汉，全国各地的青少年在此次疫情期间，都面临的巨大的身心威胁。青少年的心理现状如何？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支持？如何整合社会资源以满足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需求？
郭然
（北京中咨律师事务所 律师）
前四期的慈善大家谈都是小范围闭门会议，本期是第一次向公众开放。在疫情期间，涌现出很多公益项目是针对老人、小孩、医务工作者、病患的心理健康问题；后疫情时代，很多公益组织的青少年儿童关爱项目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是“心理支持”。作为公益组织，在后疫情时代可以做什么？
余瑞兰
（北京联益慈善基金会）
我是健康梦想—武汉青少年心理建设项目的项目负责人。这个项目是我们基金会在快完成湖北抗疫救助时发起的新项目，主要是围绕武汉青少年心理健康开展的项目。青少年正处于心理发展的关键期，也是心理疾病的预防和心理健康促进的关键期，现在叠加了疫情的状况，并且长期在家，回不了学校只能线上上课，家庭学业各种问题层出不穷。根据现状，我们做了调研，发现了一些问题，根据需求，成立了以提升武汉青少年的逆商，塑造积极心态的心理建设项目。项目包括线上心理课程、线下讲座和社区志愿活动三大部分。
郭然
（北京中咨律师事务所 律师）
刚刚提到，这个项目是为了提升孩子们的逆商。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逆商吗？
余瑞兰
（北京联益慈善基金会）
简单来说，逆商可以理解为提高抗挫能力，在逆境的时候增强面对逆境的能力。初中时期是青少年自我意识觉醒，生理心理产生变化的时期，在这段时间他们可能会出现很多情况，青少年需要对这些情绪和行为有正确的认识，还需要有一些技巧能够 助他们接纳自我，平稳过渡。通俗来说身上的铠甲多了，抗打击的能力自然就变强。项目主线是通过课程、社会实践、社会活动，希望青少年能够正确认识到自己目前出现的情况，不一定是不好的。认识，然后接纳，教一些方法，掌握一些知识，让他们能更好的解决这个年龄段所面临的问题。
郭然
（北京中咨律师事务所 律师）
下面有请两位来自武汉的老师，与我们分享一下在武汉的观察。
罗海红
（共青团武汉市委12355青少年服务台心理专家团 心理咨询师、讲师）
对于年龄比较小的孩子而言，往往由于安全感缺失出现一些问题或者说表现。对于比较大的孩子——青少年来说，情绪管理、学业管理、人际关系等方面容易出现困扰。不过这里面有一部分是爸爸妈妈觉得孩子有问题。从疫情到现在，我们接到了不少家长的求助电话，都是说“我孩子有问题，老师能不能和孩子交流一下”？当然，这种情况我们一定会请家长先征得孩子的同意后才开始咨询。在咨询中，有一部分孩子确实面临一些困境，而有一部分孩子我们发现，甚至他们会直接承认，这是他们对抗家长的方式。所以这反映的其实是一个亲子关系或家庭关系的问题，也是孩子如何与自己、与他人、与环境相处的问题。我觉得联益的项目很好，包含的几个板块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郭然
（北京中咨律师事务所 律师）
罗老师讲了通常情况下青少年的心理问题。您认为与疫情这种特殊情况给孩子带来的心理危机有何不同？
罗海红
（共青团武汉市委12355青少年服务台心理专家团 心理咨询师、讲师）
第一个是环境发生很大改变，之前有学习，社交关系，娱乐运动。而武汉经历了漫长的封城，大家都宅在家里不能出去，每天时间怎么安排？怎么管理好自己的学习生活？一家人天天黏在一起，如何相看不厌，能好好说话，愉快互动？还有复工了，孩子没复学，自己在家上课学习，家长不能盯着，这时候“自觉”与“信任”往往是问题的核心。接着是即将复学，孩子们又开始忐忑，担心复学后不适应、跟不上的问题。其实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如何提高适应性和心理韧性的问题。
在武汉刚刚解封的时候，我就接到检察院未检工作室的电话。当天我去支持的孩子是一个高中生，在毕业班，还是一个尖子生，因为疫情和家长成天在一起，因为学习和沟通问题的矛盾凸显，孩子的逆反情绪上来了，希望自己能独立。一冲动就出现了不恰当的念头，涉嫌违法。后来干预的过程中，孩子自己也很后悔。这个例子可能有点极端，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矛盾出现不是单方面的，也不是突然发生的。问题的出现也恰好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地方，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教育孩子？家长们普遍都是非常重视教育的，同时，也普遍有一种焦虑，觉得好像我不管孩子，孩子就完了。但是管孩子，要怎么管，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郭然
（北京中咨律师事务所 律师）
刘江峰老师您对于疫情期间的“管”孩子怎么看？
刘江峰
（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 理事）
疫情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价值观。罗老师提到怎么管孩子，其实青少年是一个很特殊的时期，这个时期就是特别想要独立，但是自己的能力达不到独立，内心是非常矛盾的。我在疫情期间，会给企业一些线上的讲座，其中会提到亲子关系，大家会发现疫情期间，平时没有出现的矛盾和冲突，在这个时期就会比较明显比较多，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冲突。我也有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我和孩子也会有冲突。我觉得管还是要管，有的孩子自律性不是很强，疫情期间上网课，手机会用的比较多，很有可能借着机会就去玩游戏或者玩手机之类的。所以说，家长不能不管，也不能把他当做小学生去管。小学生是形成良好习惯的时期，青春期就算用小学生的方式管，也会有对抗。他会觉得我已经长大了，不要你管。这个度，需要家长进行一个把握。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和青少年做工作的时候，不仅仅把目标放在青少年身上，可以对家长也做一些工作。家庭是第一所学校。一方面，家庭教育这里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可以和家长做一些讲座，家长要接受家庭教育方面的学习；第二点，对于青少年要进行对生命价值的引领和指导。我刚刚突然想到，比如说心理学经常讲“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的哲学问题，可以去对他们进行引领，他们这个时候已经可以思考了。我是比较喜欢周国平，他的书看了一些，我记得他在书里面说，他女儿四岁就看哲学的书籍，我觉得青少年这个时期更需要引领他们往这个方面走。最近一个学生很优秀但是作文写得不好，然后跳楼，这是很大的事件。对于青少年的引领，不仅仅是学习，价值观也很有必要。
郭然
（北京中咨律师事务所 律师）
两位专家也是站在家长的角度分享如何在特殊时期对孩子进行关心。我们很好奇联益基金会在武汉做的这个项目，想请问林风会长：刚刚提到了家庭关爱，那么站在社会的角度，我们想知道基金会是怎样做好补充，或者承担怎样的角色？刚刚罗老师提到“课程设计很好”，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是什么课程？
林风
（北京联益慈善基金会 会长）
新冠疫情对我们来说很突然，这几个月，政府社会和公益组织都在行动。从大年初一开始，联益基金会的同事就冲在第一线，在不同的城市，承担起 助武汉抗疫的职责，为武汉募集捐赠紧急防疫物资，这个背后是团队专业性的体现。在青少年心理健康项目方面，基金会的团队也是延续了专业方法和思考。
青少年的心理问题本质上不是新的问题，心理学研究表明：良好的个人社会支持系统可以很快 助个人摆脱困境的束缚。青少年获得的社会支持越高,其人格越外向,好交际,朋友越多,更能够依赖亲密的人际关系支持来抵抗生活和学习中的压力和应激反应,心理韧性水平更高。因此提高青少年的社会支持和培养其积极的人格特征，并不断提高他们在逆境时面对挫折、摆脱困境和超越困难的能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教育的第一个学校是家庭，其他的支持渠道是同龄人，但是疫情让所有青少年的学习模式发生了重要变化。四月我在青海出差，青海西部地区复课，东部地区还没有，结果北京疫情让复课又反复了。武汉八月份才会全面复课，学生们在家庭度过了与众不同的时期，从早到晚的线上上课。有的老师说到了孩子和家长的问题，事实上家长的问题不是个体问题，全社会往往有负面偏差，对于坏的事情很注意。上课的时候，家长觉得孩子不认真，事实上有可能是家长过度焦虑，对孩子带来压力，孩子的“习得性无助”可能会衍生出更严重的后果。
为什么从逆商的角度做工作？最早是心理学家阿伯特提出的：a是挫折逆境，b是什么导致了事件发生，c是事件导致的情绪和其他后果。所有青少年面对事情的时候，重要的不是面对事情，而是心理反应。如果能从更积极的角度思考，能得出相对积极乐观的反应，这样的积极心态，无论是从身体抵抗疾病，还是从学业上更好地面对压力、取得更好的成绩或者恢复到学业中，都有很大的 助。这次和众多的心理学家研究者开发了20个课程，通过一系列课程提高逆商，希望在后疫情时代，未来一两年，青少年能够拥有更强大的心理，在未来有更好的发展。
郭然
（北京中咨律师事务所 律师）
请师至洁老师和张靖老师能从专业的角度，谈谈社会组织这种专业对接能不能够对应相关的社会需求。
师至洁
（北京行为科学学会 副秘书长）
我从个人观察的角度，疫情刚开始到现在做心理援助有半年。课程我觉得定位特别好，从学生的角度怎样 助学生成长，怎样提高学生们的抗挫力和逆商。从半年多的参与来看，孩子们的问题主要出现在行为方面，疫情当中青少年的学习环境发生变化，学习环境变得生活化。全国学生都一样，孩子们都打破了上学放学的节奏，在生活化的环境中学习，孩子们面临外部的信息冲击。行为方面和情绪方面受到负面信息干扰，孩子们的学习行为产生心理压力。但是我个人觉得这种环境下是一个很好地促进亲子关系建设的时期。我喜欢从积极层面考虑：第一个是，让家长和孩子了解彼此，家长了解孩子的学习状况，过去很忙的时候没有时间。孩子也可以了解家长的工作状况，这是很好的交流空间。第二个是观察彼此，家长观察孩子的心理需求和素质，孩子也可以观察家长，观察家长在家的工作状态工作性质。第三个是可以寻找一个契机，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不是能完全依靠学校能解决的。学校只是能提供教育的环境和氛围，教授学生们知识，发挥更多作用的则是家长。外力能 助孩子提高抗挫力，更大的情况是家长要配合。在疫情中很多孩子找我，往往是因为，家长和孩子的逆反期碰上更年期，很让人理解，也很让人心疼。所以说，我们联益基金会的课程，让孩子了解这个阶段我们心理发展的状态，我们自己是什么状态，这样很有必要，这是我的感觉。
张靖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工部心理咨询中心 专职心理教师）
这可能是对于中国青少年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融合的契机。我的想法是，这次疫情有很明显的变化，病毒很厉害，把我们的任何人的亲密距离切断了，所有距离都被切割到一米以上，使得关系虚拟化。对00后来说，本来实际的关系就比较疏离，比如我们以往在学校上课，要求建立小组大家说说话，但是没人说话，都在低头建群。现在病毒把我们亲密的现实关系拉到网络关系。关系进一步虚拟化，对于青少年人际关系的发展是割裂。疫情是危机，但是危和机共存，真正影响的是我们对于事件的信念和看法。联益基金会从逆商的角度切入很重要，我们仍然可以有自主的方式去认知和思考，认知的结果才真正决定了疫情的伤害。在这样有公益心的组织 助下，改善对危机的认知可以 助经历过疫情的青少年，在疫情中成长。疫情也是观测点，爆发了很多以往的问题，包括青少年从学校回归到家庭，不能出门，与同伴需要在互联网上相处，他们的学习和情绪从面对面的实际接触变成了隔着网络交往。另一方面家庭结构也被挤压。现在是家庭成员全部在一起，每天相看两生厌。父母对于青春期孩子的关注度变高。青春期孩子最怕说“你不行”，“你应该怎么样”。那么怎么和青少年相处？青少年自我管理可以提供很多教育空间。主持人提到，公益课程的作用是填补了空白，介于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之间。学校教育是知识载体，家庭教育是情感载体，我们的课程介于两者之间。还有我们在课程填入了生命教育，做创伤后成长研究的学者知道，价值观和生命观是很重要的维度。在课程里面加入了这个部分，长期的推进能够改变孩子们对于人生的态度，在疫情获得新的契机。
郭然
（北京中咨律师事务所 律师）
刚刚虽然有一些专业用语，但是非常形象、容易理解，比如家庭关系的“挤压”等，很容易把我们代入进去。下面两位来自中科院心理所的老师可以把话题延伸，更趋向于你们的专业。吴坎坎老师您的专业是灾后心理创伤修复，请您从这个角度来聊一聊吧。
吴坎坎
（中科院心理所全国心理援助联盟 秘书长）
我的角度是，突发事件无论是地震还是疫情，都往往是导火索，把以前已经有的心理问题呈现出来了。这次疫情除了导火索，还有一个比喻，就是一个放大镜，把很多小的问题方法，好的坏的，也把家庭中的很多问题和现象，走向了两极。好的变得更好，不好的心理问题的变得更差。但是青少年处在两个重要的环境里，第一个是家庭，也是家庭教育，或者是一些更长更久远的一些，包括家族的教育这样的理念。我们自己的理解，家庭是疗伤之痛的港湾，但是现在即使是我们处在已经经历了很好的教育的70后80后，作为家长，我们自己其实自身也不见得每个人都是合格的家长，很少有人会知道，如何很好地、尊重科学的教育孩子。这样的家庭教育是缺失的。作为家长的定位很有可能不小心就越界了。家庭教育的缺失，还有是现在环境变了，我们自己经常说工作生活分不开，但是现在学习生活能分得开么？甚至我们自己作为家长，还会把工作带到家里，把小朋友和老人赶到外面，这也是非常态的状态。疫情打破了原有的正常化的环境和节奏。所有的心理创伤，都是非正常情况下的正常反应，但是这次疫情，非正常情况的正常反应一般一个月就恢复，这次疫情已持续半年，我们已经半年都不正常。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使灾后快速达到正常化。还是要让孩子回到正常的学校环境，有更好的家庭环境，这次做不到，这次就会有各种适应问题。第一个是孩子和家长的适应问题。孩子不适应、家长不适应，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家长不适应，家长过度焦虑。还有就是孩子自己出现心理问题。最好是家长孩子都适应，但是这样的家庭应该还是不多的，孩子和家长都非常焦虑，情绪上可能已经到了抑郁，甚至还有很多不好行为的发生。有的家庭甚至有一些社会新闻里报道的自伤、他伤的行为。整体上说，该项目涉及到重要的影响心理健康和创伤后成长恢复的因素，叫做复原力。这个因为在心理学领域已经做了很多研究，这次用到了课程里，大家已经适应了线上课程，之后可以继续普及，很有必要。一个简单的感受是，这次的创伤源不一样。我的理解是这次疫情是一个弥漫性的，时间空间不聚焦，所以有很大的差异。
郭然
（北京中咨律师事务所 律师）
也请殷晓莉老师分享分享，您的特长是看起来特别正能量的“积极心理学”。
殷晓莉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副教授）
刚才吴老师说得很好。我其实在援助方面做得不多，17年开始主要和北京朝阳教委做积极心理品质的课程，我参与了课程结构的讨论。在这个过程中，我和中小学老师打交道比较多，设计的课程一个是《积极乐观》，一个是《心理韧性》，这个比较契合基金会这次课程的核心主题－逆商，我也在培训老师。我要提醒的是，老师的心理这一块也要重视，孩子在居家学习，老师居家办公。一线的老师更繁忙，要应对家里的事情，还要给孩子们网上上课，网上管理，每天打卡和批改作业，一线的老师他们的心理压力挑战不小。
课程设计需要面向孩子、青少年，聚焦初中阶段，专家教授上课没有一线的心理健康老师给孩子们上的好。一线的老师一个年级几十个班，每一节课教几十遍，他们更有经验，引导教师们结合自己的学校经验，研发他们的课程，我们抛砖引玉，这样可能更改有效，更加深入内部。
同时，我们不要标签化，北京的孩子不一定有武汉的孩子的抗挫能力强。没有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孩子没有得到锻炼的实际机会，不要标签化认为武汉的孩子的“逆商”就一定需要我们提高，也许我们还可以从他们身上去学习他们的方法，他们的方法可能更多。整体来说这个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
郭然
（北京中咨律师事务所 律师）
我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果有资助人希望能够资助后疫情时代的公益项目，各位认为资助的“点”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心理方面的项目，平常公益组织经常见到，但是要么就是非常专业，要么就是过于简单。那么这样的公益项目在进行项目评估时，如何制定评估指标？或者有什么工具和技巧能够使这类公益项目评估更加科学？
林风
（北京联益慈善基金会 会长）
第一个问题，刚刚讲了有两个背景，十九大提出心理健康，健康中国是国策，心理健康是重要内容。心理学认为，具有良好社会支持的个体会有比较高的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较低的消极情感。个体的社会支持一般来源于两个渠道：一是正式的制度化的支持，包括来自学校、政府、社会组织提供的支持；二是非正式的非制度化的支持，主要来自家庭和同辈群体。
公益支持作为社会支持系统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其传播途径多样，举办活动手段和内容丰富等特点，在近年来逐渐成为社会支持系统中的主流支持手段，特别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公益支持的灵活性、社会性、共享性等特性为灾后建设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条件，更是创造了全民参与灾后建设的佳话。
这次疫情是弥散的，全国心理压力都巨大，在这样背景下，公益组织行动的空间也体现了，但是疫情之后这样大面积的心理影响下，公益组织也显示出准备工作不足，专业性不足的问题。
这个项目也是我们机构一次新的尝试，也希望和各位专家共同研究在一个区域里，学校、政府、公益组织如何能形成有效的社会支持体系，探索整体的实践路径。
郭然
（北京中咨律师事务所 律师）
这样专业性的项目，资助的钱到底什么地方具有撬点？比如现在群里的朋友有可能是感兴趣的捐助人，或者是资助型基金会，那么你们觉得心理项目真正要钱的点在哪？
吴坎坎
（中科院心理所全国心理援助联盟 秘书长）
做三个点回应。
微观层面，找一个点做深，小而美，在本地机构里面选一个，比如武汉当地有2500多个和心理学相关的机构，怎么都是能找到比较好的机构，这个是微观的点。
中观的点，我的经验是重视人才队伍的培养。如果能够覆盖武汉市的心理健康骨干教师，专职和兼职，那么功德无量，每个学校都会有专职兼职心理老师，覆盖的孩子受益无穷。学校往往是，教师学过心理学，基础比较好。社区有几个群体，第一个是妇联的干部，第二个是团的干部，他们在这里往往有一些和家庭孩子打交道的经验。
第三个在宏观层要做一些政策推动。我们作为基金会想要资助这些点，我也建议如果有能力或者有经历，可以资助一些宏观的政策调研研究，最后形成蓝皮书、白皮书、政策建议，这也是一些西方的基金会和机构，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他们比较喜欢去做的事情。
第二个问题，评估有现成的模式，第三方评估，通过访谈调研或者问卷开展大量的工作。西方的基金会已经比较成熟，国内已经诞生为数不少，五六年前，第三方陆陆续续诞生，这几年有发展。还有更简单，可以找高校心理系或者心理学相关的专业做评估。
郭然
（北京中咨律师事务所 律师）
我想追问一下，您刚刚第二个回答，评估的指标应该怎么定，才能认为项目的目标基本实现？很多基金会常年资助心理支持方面的社会服务机构，而成果基本上提供结项报告就行（而对结项报告的内容、标准等没有要求）。您认为如何体现出是专业性的公益项目？您被国际组织资助，他们是怎么考察您的呢？
吴坎坎
（中科院心理所全国心理援助联盟 秘书长）
国际基金会请评估专家到项目点，对所有涉及到的受助人群和参与人群进行直接访谈，填一些简单的表，形成系统报告，评估专家拿出来。但是评估的内容很重要，在于项目初期设计的时候设定的内容。以前我们也评估项目，往往用学术的标准评估公益项目。比如评估心理健康有没有提升，最后半年发现提升不大，这个可能要深化的做一些分析，心理学有个特点，心理学的很多概念具有时间的稳定性，能力或某些状态的提升不是短时间内达到的。
师至洁
（北京行为科学学会 副秘书长）
我觉得资助点，我和吴老师有不同方向。我觉得应该直接找学校。我之前做市场研究，从我的角度，要把我们的课程做完的结果具备有社会价值，符合国家政策、学校需求和家长期望。
我觉得评价指标，可以设立三级指标，三级主指标再去分别细化。前期有前测，中间可能有问卷、访谈、抽样、座谈会，还有重要人群一对一访谈等。最后数据呈现应该是多角度的，统计学角度不一定是数字越巨大效果越好。设计是能够作为评估指标检验效度和结果，当然指标需要详细设计。其实我不太赞成从学术的角度。如果做问卷研究会很长，要结合现实，我们资助无论多少都是钱，一定要让钱有效果落实到位。
李健
（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教授）
对于儿童心理这方面我没有专门研究，但是我想聊一个最近关注的问题。请各位老师从专业的角度当话题交流。从大的方面讲，去年年度我们国家二马个人财富基本一样，但是2020上半年，马化腾个人财富已经比马云多了一两百个亿。因为疫情的爆发，两个人的财富出现差距。我们仔细分析现象背后的原因，腾讯旗下主要是游戏业务的增长很高。因为疫情很多学校线上授课，导致年轻的孩子大多数时间在家里，玩游戏的时间多了很多。因为疫情，游戏成瘾性对孩子的青少年很大。如今疫情还没有解除，这种情况还会持续。我也在玩王者荣耀，我发现很多学生都在线。对这种现象我觉得家长也都会担心，疫情之后的游戏成瘾导致孩子厌学，甚至其他更严重的影响。请大家给一些建议，家长和社会怎样应对。
张靖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工部心理咨询中心 专职心理教师）
我觉得游戏成瘾不是单独的问题，背后总是有家庭结构的问题。我们会说，游戏只是一个呈现方式，呈现的不是游戏成瘾本身，而是背后的家庭问题和个人学业困难问题。我觉得游戏这件事更多应该关注现实生活中发生了什么困难。单纯戒除网瘾，不如直接从家庭困难入手。
郭然
（北京中咨律师事务所 律师）
我看到咱们本次参会的成员里也有在校生。王多娇同学，请问疫情对于你有影响吗？
王多娇（参会听众）：
我今年大三，觉得还是有影响的，目前在筹备保研或者是出国考研，觉得学习效率比不上学校。就像在宿舍不能学习一样，在家就不是学习的环境。
疫情让我觉得，可能要更努力地活着，因为活着已经很幸运了。最近主要是升学和职业规划的问题。还是按部就班的完成自己的计划。
王茜（参会听众）：
我想向在场的嘉宾提个问题：之前公益组织关注的领域比较传统，在本次疫情可能也暴露出了专业性不足的问题。请问您认为作为青少年心理咨询方面的社会组织，应当如何提升公益组织的专业性和应对突发事件的灵活性呢？
林风
（北京联益慈善基金会 会长）
首先不能把心理项目想的过于简单，联益基金会对这个项目非常重视，2月立项，3至5月开展调研，这是第一步的实践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做了很多次的迭代更新，也使我们对心理项目有了更多深刻的理解。我们在面对工作要做足充分的准备，各位心理专家和学校长期从事心理教育的老师，都是推动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核心力量，如何与专家老师磨合，让我们和专家老师结合在一起，组成强有力的团队，是我们必须要做好的工作。对于多数公益组织来说，大家的准备可能要更加充分一些。对于青少年的辅导，我们秉承的态度是，可以慢，但不可以错，我们上次计划是一年，但是这次延续一年半。
郭然
（北京中咨律师事务所 律师）
一年到一年半主要是延伸了什么？
林风
（北京联益慈善基金会 会长）
主要是课程准备工作的延长。复课的时间比预想要晚，第一部分是线上课程，第二部分是线下辅导，第三部分是到社区里面通过志愿服务提高抗逆力。后续工作会受到疫情的影响，依据前面的实践进行了延长。
罗慧玲
（公益慈善学园 理事）
举个例子，在一起时间呆的长，难免彼此看不惯。这些员工面对职场的事情很了不起，面对孩子就把持不住了。想听听各位的意见，怎样从企业的角度支持家长们？包括家庭情绪的管控。
郭然
（北京中咨律师事务所 律师）
如何能有更好的社会支持体系，建立一个比较好的整个社会的支持体系，解决青少年的心理问题？
余瑞兰
（北京联益慈善基金会）
我想补充一下，其实学校团员党员，每个学期都要有志愿服务时长，是要被纳入学校考核的，许多家长也要带着孩子做志愿活动，社区也会开展很多的志愿活动。我希望各位专家可以围绕学校、家庭、社区三方如何能结合起来，搭建互助体系支持青少年心理健康良性发展。
师至洁
（北京行为科学学会 副秘书长）
我的看法是，学校是教育环境，家庭是养育环境，社区是公共环境。学校角度，这次疫情确实发生了变化，有些孩子适应，有的不适应，能不能优化课程加强网课管理和评估？从家庭角度讲，家长可以 助孩子完善规划。 助孩子做一些学习规划和成长引导。社区角度，应该是软硬设施。三点可以结合，比如网课评估的角度。另外孩子学业规划本身的角度，也是可以学校家长配合和引导。相对来讲给家长的压力还是有一些，家长的作用可能更大一些。目前状态下，家长的作用大于学校的作用，社区起到配合的作用。这是我的观点。
罗海红
（共青团武汉市委12355青少年服务台心理专家团 心理咨询师、讲师）
从学校方面来讲，复学后的第一课很重要，孩子们的开学第一课应该是心理健康课。疫情期间，学校也都在实时跟踪孩子们的家庭变化。那么在复学后，普适性的心理健康课和有特别需求的学生的心理支持工作都是非常必要的。
从社区角度而言，社区可以联合社工机构，心理服务机构，形成网点，用丰富多样的形式为为广大民众提供心理支持，也包括搭建邻里互助平台。学生、成人，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困扰，老年人群体很容易焦虑抑郁，能不能从这里面找到积极地资源，比如：形成“大” “小”，大学生 助中小学生；让老人家发挥余热，用他们的特长去 助孩子，在社区的 助下可以开展一些教学互动。既可以让老人们的生活多元化，也可以在老幼之间形成桥梁。在社区里面，每个不同的群体，都会有自己有代表性的状态，有时候大家可以相互治愈和彼此支持，可以形成社会支持网络。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这次疫情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场身心的考验，对家庭也是。我们一直说要提高孩子的抗逆力，其实家庭也同样需要。亲子的沟通、家庭成员的沟通，家人之间如何去关爱和支持到彼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特殊时期，大家都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我们要看到多数孩子只是暂时的应激反应。孩子的自律能力不够，可能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家长有很多选择，是用强硬的方式，念紧箍咒的方式，还是不管不问？我特别喜欢一个词——轻推，将孩子内在的力量调动起来。这里涉及到内容很多，家长如何言传身教、如何 助孩子做好规划和提醒方式等等。有一点是非常重要，就是刚刚张老师说的很多时候是孩子内在的需求没有被满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学会去倾听孩子，另外还要能适时适当地回应孩子。我自己也有一个处在青春期的孩子，平时我们各自工作、学习都很忙。偶尔在周末的时候，他邀请我们一起看个电影或综艺，比如《欢乐喜剧人》，我们都会欣然应允，哪怕看完晚上要加班，因为这就是和孩子链接的好机会。
很多家长都知道运动、阅读和游戏是孩子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要素，其实这些也是家长要一直学习的。比如游戏，家长自己要会玩，要教孩子怎么去玩、要让孩子学会玩。很多家长头疼孩子沉迷游戏，殊不知，拿起手机玩游戏是最简单的，很多孩子不知道玩什么、怎么玩，手机自然成了好的玩伴。而当我们引领孩子去发现运动、游戏和阅读的魅力时，孩子就自然而然的被吸引，做事情就会觉得有力量，就会把注意力从手游转移。
这里，我也想请大家留意一点，这也是我们在工作中常常遇到的情形。很多家长只是注意到孩子一心只想着玩游戏、不想学习，单纯地认为孩子懒、没有上进心，而没有关注孩子其他的变化。实际上孩子有时候会用这样的方式回避他遇到的学习、人际或其他方面的困难，有的孩子甚至可能出现抑郁情绪或抑郁症，需要得到专业的干预或 助。所以比起批评指责，我们的关心还有更多温暖有力的方式。这是一个可能性，请大家稍微关注，但也不要过分紧张啊！
张靖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工部心理咨询中心 专职心理教师）
我觉得家庭社会学校是联动系统。家庭比较稳定，长期关系的磨合和依恋关系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结构。家庭出现问题，孩子是替罪羊。家庭要引入外部因素来敲门，看看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这第三只眼是学校和社区去补充。除了家长做教育，孩子在外面的学习是可以反哺家庭的。孩子是有能力在家里做些事情的，不是完全被动的状态。对于社区单独深入家庭我觉得呈现悲观的态度。中国有家丑不外扬的传统，社区里是熟人，反而会有对抗，可能社区可以做的是大规模的教育等。前面老师问怎么和熊孩子接触，有三个多三个少，第一个一个是多听少说。为什么和孩子处不好而和同事处的好？因为我们对孩子投射了“好我”的期待和不能够完成的“坏我”的愤怒。第二个是“多想少做”，多去思考和觉察自己的情绪是发生了什么？。少去真正付诸实践做一些破坏关系的事情。多从我开头，多用“我”开头，少去说你怎样。
殷晓莉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教授）
我来表达一下感谢，联益基金会做的事情很有意义。我们要从专业上把关，心理援助不是其他的援助。可以借助一些已有的机构例如全国心理援助联盟会，另外是提倡大学生或志愿者参与的同时希望有专业的培训和把关，而不是仅仅靠大家一腔热情。其他方面，包括社会支持中家庭是距离孩子最近的。专业治疗技术上有行业的方法例如家庭治疗、叙事疗法等，可以探讨如何 助家长们学习和运用。这样激发武汉等疫情严重地方人们自己的内部能量。希望我们的心理援助做到专业、有序、科学这三点。
刘江峰
（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 理事）
刚刚刚几位老师提到的，家庭对孩子的影响很大，这一点我比较赞同。家长的身体力行，对孩子的影响真的是无形的
，对孩子的学习成长很重要。我刚刚在想如何把三者结合起来，比较赞同张靖老师说的，家庭对孩子来说，不管是依恋关系，还是结构，都是最紧密的最大的，可以从家庭方面对家长做一些工作。学校方面，我想到的是，心理健康的讲座可以开展。我们的孩子已经到学校开学了，也可以去让学生做量表，这样可以根据量表更直观的对青少年的状况快速了解。量表是否可行，这个需要心理咨询师和学校进行协商。社区这一点，我觉得可以做一些大范围的讲座或者活动，如果说涉及具体家庭，阻力应该比较大。
吴坎坎
（中科院心理所全国心理援助联盟 秘书长）
刚刚有一个很好的问题，人力资源相关的那位老师，涉及到家庭教育的问题。现在已经不只是家庭教育，有时是亲子教育问题。亲子教育不能等同于家长教育和家庭教育。我还有一个理念，心理学其实是更像数学，应该成为常识。我们孩子到了青春期就会叛逆，就有一些要挑战的想法和行为出现。我很高兴企业能想到这个。但是一次性解决很难，企业可以考虑设置epa项目，或者互助小组。国内一些困难群体，他们已经在做尝试和链接。
我觉得家校互动要容易一些，但是往往和社区是脱节的。这可能与现在的体制和机制有关。让社区参与工作，学校和社区可能都会焦头烂额，资源整合可能需要一些尝试和时间。还有是企业，刚刚已经从企业的角度提到了联动，慢慢的形成一个三者和四者的联动的局面。
林风
（北京联益慈善基金会 会长）
刚刚讨论社会支持体系的问题，联益基金会作为慈善机构之一，希望能对社会支持体系的有效性进行探索。从对象的角度来说，我们针对初中生，青春期阶段的青少年。我们针对这一阶段的青少年主要针对的是较大群体，而不是少量有问题的，是大家认为正常的，能够积极健康发展的孩子。
刚刚谈到家庭学校社会三者联动，我们要明确是家庭、学校、社会组织会的参与，作为基金会，就是支持各位专家和社会组织切入到这些和家庭、学校、社区能够直接产生影响的项目中。基金会是支持方，支持所有和项目方向一致的组织，能够在共同的切入点，用科学的方法去验证经过干预之后青年的抗压力是否有变化；也可能发现干预方法没有那么有效，要认真进行前测和后测，要有专业的有效性。
社会资金的支持包括对于社会体系的建设的几个维度，如果是大的机构，和联益基金会合作可以支持具体问题的解决，也可以支持社会体系的有效性的测量。如果是社会上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项目已经开展起来了，都有常规的支持路径，针对社会支持体系的建设，我们希望和专家一起找到精准切入点，同时进行有效测量。
郭然
（北京中咨律师事务所 律师）
如果有公益组织希望在湖北开展相关公益活动，今天专家告诉我们：在湖北省有几千家机构都可以提供专业支持；如果希望在其他省份开展相关公益活动，发挥社会力量、一起关注青少年在后疫情时代的建设，我们公益慈善学园的专家也可以为大家提供支持。最后我们可以有个预约，联益的项目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个评估，看一下这个项目起到了什么作用、从而能够对其他项目起到参考。
感谢大家的参与。
时间：2020年7月15日
*本文依据讨论会录音整理、编辑而成，文字以参会嘉宾实际口语表达内容为主。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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